壹、葉百修大法官及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之整理
一、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重要意義
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憲法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憲法第八條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特詳加規定，是國家行使公權力限制人民身體自由，必須遵循法定程序，在一定限度內為憲法保留之範圍，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所謂法定程序，依本院歷來之解釋，凡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特定處所，而與剝奪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無異者，不問其限制人民身體自由出於何種名義，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且所踐行之程序，應與限制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所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相類。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其內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二、受刑人刑期執行期滿即應予以釋放，系爭規定之目的與手段均屬違憲
（一）外國立法例概況
大部分外國對於受刑人釋放之規定，均以受刑人依判決所受刑之執行之期間終了日「當日」，即為受刑人釋放日。
（二）系爭規定之違憲判斷
1.立法目的尚非正當
系爭規定考量立法當時行政機關人力不足，監獄於深夜時間作業困難，且過往監獄對外交通聯繫不便，亦難強令受刑人於深夜立即離去等情，乃於刑期執行期滿之次日上午辦公時間始行辦理釋放作業，以兼顧受刑人之交通與人身安全。然監獄既已知悉受刑人刑期終了日，且監獄辦理釋放受刑人作業時，僅須舉行個別教誨，查對名籍，核驗相片指紋等等，尚無前開作業困難之可言，而釋放後受刑人之交通與人身安全問題，亦可經由更生保護措施予以解決。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依目前社會之現狀，應已不具正當性，且有使監獄原有依法按時釋放受刑人之義務，搖身一變為得恣意行使裁量權之虞，由於系爭規定涉及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而本院歷來解釋亦不斷重申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重要性，是以除有極重要的國家公益為其立法目的，且所採取之手段係為達成立法目的之必要者，符合嚴格審查之情形下，始無違憲之虞。以系爭規定而言，上開立法目的於目前之社會現狀，尚難認屬正當之立法目的，遑論通過嚴格審查基準之目的審查。
2.系爭規定過度限制人民身體自由
考量受刑人釋放後之交通與人身安全，系爭規定尚可以刑期終了之當日予以釋放等侵害其人身自由較輕微之手段為之，逕以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亦過度限制受刑人之人身自由，其手段即非必要，與憲法第八條保障人民不受非法拘禁之身體自由之意旨有違。
三、宣告定期失效不若立即失效得彰顯保障人身自由之憲法意義
宣告系爭規定立即失效，有關受刑人刑期執行期滿，即可本諸本件解釋意旨，於本件解釋作成公布之日，即可就當日刑期執行期滿之受刑人予以釋放，既無作業困難之現實考量與受刑人釋放後之交通及人身安全顧慮，亦可再次宣示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容國家間刻予以恣意剝奪或限制，方為本院職司憲法解釋之職責所繫，始無忝「憲法守護者」之謂也！
貳、陳新民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一、系爭規定違憲的論證—午夜不縱囚與服刑延長半日的公益考量並不存在—未盡周延與詳盡：
儘管大法官獨鍾午前釋放，但先在解釋理由書第二段提到：「…刑期執行期滿，除另有合憲之法定事由外，受刑人即應予以釋放，始與憲法第八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無違。…」即可肯定應當依民法的期日規定，於與午夜釋放。但卻又在解釋理由書（第三段）提到：「…惟所謂刑期執行期滿當日，就執行刑罰目的之達成，並不以執行至午夜二十四時為必要」。易言之，立法者可以決定執行至午夜二十四時為止，也可提前，亦為憲法所許。大法官許可立法者只要不遲於午夜二十四時作出裁量決定之底線，即為合憲。似乎又推翻了前述之見解，證明午夜亦可縱囚。此號解釋的前後態度，豈不反覆矛盾、而無一定的負面評價乎？本號解釋對於午夜不適合釋放受刑人（及延伸至次日釋放）的公益價值，並未作出明確的宣示與論理依據，即難提供防止未來修法缺失的助力。
二、立法者應為最適合的監獄行刑之期限規定
立法者對於何時釋放的權限，應如何行使？如前所述，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沒有為太大的論述，只是直接導出「當日午前釋放」、但許可「不必一定要至午夜二十四時」的結論而已。如果吾人排除午夜、清晨及夜晚縱囚的可能性外，還容有讓立法者採行下述幾種釋放期間的選擇空間：儘早於早晨釋放、中午釋放、任何上班時間都可、假日提早釋放。立法者既然擁有如此廣泛的形成空間，大法官即應讓立法者「敞開雙手」作出最好的決定。面對上述四種的可能選擇，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何苦只選擇其中之一？且未盡詳盡之說明其理由，此裁量之「自由度」未免太甚乎？
三、結論：解鈴還需繫鈴人
採此「定期失效」不可避免將使受刑人在新修法前必須再忍受多達半天的牢獄。這是典型為公共利益所為之犧牲，國家應當予以合理的補償。本席認為已經符合冤獄賠償之法理。由於補償的金額不高，人數亦不多，且時間不長，以我國的財力，應當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我國可以不必吝惜此微小之花費也。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固然認為國民人身自由權極其珍貴，不惜親自取代立法者而直接作出提早一日的午前釋放之規定。這種「莫待須臾」的急迫態度，乃犧牲立法者從速填補機會為代價。本席認為在一個民主化的時代，憲法賦予大法官的職責，固應監督立法者的立法，但亦應督促立法者制定良法。此監督與督促的相互關係，也是大法官與立法機關間的「以協同取代制約」（Coordination instead of Confrontation），儘量讓立法者修正不妥與過時之法律，而無庸有勞大法官取代之，即便不得已才作出暫時處分，亦應作為「最後手段」（ultima ratio）不可，表示司法的自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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